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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北京的小胡同

我是在北京的小胡同裡出生並長大的。由於我那個從未見過面的爸爸在世時管開關東直門,所以東北城角就成了我早年的世界。40年代我在海外漂泊時,每當思鄉,我想的就是北京的那個角落。我認識世界就是從那裡開始的。

還是位老姑姑告訴我說,我是在羊管(或羊倌)胡同出生的。70年代讀了美國黑人寫的那本《根》,我也去尋過一次根。大約3歲時,我就搬走了,但印象中我們家好像是坐西朝東,門前有一排垂楊柳。當然,現在樣子全變了。90年代,一位攝影記者非要拍我中學念過的崇實學校(今北京二十一中),順便把我拉到羊管胡同,在那牌子下面只拍了一張。

其實,我開始懂事是在褡褳坑。10歲上,我母親死在菊兒胡同。我曾在小說《落日》中描寫過她的死,又在《俘虜》中寫過菊兒胡同旁邊的大院——那是我的仲夏夜之夢。

母親去世後,我寄養在堂兄家裡。當時我半工半讀:織地毯和送羊奶,短不了走街串巷。高中差半年的是校園生活了。我這輩子只有頭17年是真正生活在北京的小胡同裡。可是以後不論我走到哪里,在夢境裡,我的靈魂總在那幾條小胡同裡轉悠。

啊,胡同裡從早到晚是一曲動人的交響樂。大清早就是一陣接一陣的叫賣聲。擔子兩頭是「芹菜辣青椒,韭菜黃瓜」,碧綠的葉子上還滴著水珠。過一會兒,賣「江米小棗年糕」的車子推過來了。然後是叮叮當當的「鋦盆鋦碗」的。最動人心弦的是街頭理發師手裡那把鐵玩意兒,「刺啦」一聲就把空氣蕩出漾漾花紋。
北京的叫賣聲最富季節性。春天是「蛤蟆骨朵兒大甜螺螄」,夏天是蓮蓬和涼粉兒,秋天的炒栗子炒得香噴噴黏糊糊的,冬天「烤白薯真熱乎」。

我最喜歡聽夜晚的叫賣聲。夜晚的叫賣聲的特點是徐緩、拖尾,而且當中必有段間歇——有時還挺長,像「硬面——餑餑」這叫賣聲,中間好像還有休止符。比較乾脆的是賣熏魚的或者算靈卦的。

另外是夜行人,有戲迷也有醉鬼,尖聲唱著「一馬離了」或「蘇三離了洪洞縣」。這麼唱也不知是:為了滿足一下無處發揮的表演欲呢,還是走黑道發檚,在給自己壯膽。

那時我是個窮孩子,可窮孩子也有買得起的玩具。兩幾個錢就能買支轉個不停的小風車。去隆福寺幾個模子、黃土和起泥,就刻起泥餑餑。春天,大院的天空就成了風箏的世界。闊孩子放沙雁,窮孩子能用秫秸糊個屁股簾兒。反正也能飛起,襯著藍色的天空,大搖大擺。小心坎兒可樂了,好像自己也上天。

夏天,我還常鑽到東直門的蘆葦塘裡去捉蛤蟆,要麼就在墳堆旁邊逮蛐蛐,還有油葫蘆。蛐蛐會咬架,油葫蘆個頭大,但不咬。它叫起來可優雅啦。當然,金鐘更好聽,卻難得能抓到一隻。這些,我都是養在泥罐子裡,每天給一兩顆毛豆、一點兒水就成了。

北京還有一種死胡同,有點像上海的弄堂。可是,弄堂裡見不到陽光。北京胡同裡的平房,不管多麼破,也不缺乏陽光。

胡同可以說是一種中古民用建築。我在倫敦和慕尼克的古城都見到過類似的胡同。倫敦英格蘭銀行旁邊就有一條窄窄的「針鼻巷」,很像北京的胡同。他們捨得加固,可真捨不得拆。新加坡的城市現代化就更猛了。40年代,我兩次去過獅城,很有東方味道。80年代再去,認不得了。幸而他們還保留了一條「牛車水」。我每次去新加坡,必去那裡吃碗排骨茶,邊吃邊想著老北京的豆漿油炸果。

但願北京能少拆幾條、多留幾條胡同。

1993年10月6日
(選自《蕭乾散文》,有刪改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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